巴曙松教授主持会议,丁安华先生就中国人口增长的经济影响作了主旨发言。

[特邀嘉宾]丁安华先生现任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任。

此前,他是招商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丁安华先生毕业后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任教,获硕士学位。

1992年,他去香港投资促进局工作,成为著名改革家袁庚的智囊团之一。在此期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1997年,他去北美工作和学习,并为加拿大皇家银行工作。

他于2001年重新加入招商局集团,担任招商局集团战略研究部总经理、招商银行董事、招商证券董事。

20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关注中国特别是广东的改革开放。他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翻译出版了傅高义的名著《一个中国》(OneStepAheadinChina)。

近年来,他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出版了《资本市场笔记》等著作。

[会议纪要](本文中的意见仅代表主旨发言人的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组织的意见,不构成投资建议。在生育率低于预期和死亡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正在增加。

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相对较低。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的老龄化时代将很快到来。

在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我们经常谈到一个叫做人口红利的观点,这可以追溯到我今天谈到的关键问题——中国人口增长的经济影响。

中国的人口红利有一个明显的趋势——甚至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快,也就是说,它可能陷入“人口陷阱”。

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中国就业人口(15-64岁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由于生育率下降,年轻人的比例也急剧下降。

如果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数(15-64岁人口的比例,即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来看人口红利,2010年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是73.8%,现在已经下降到70%左右。

低生育率、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结合导致了中国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

196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不到总人口的4%。

2016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4亿,占10%以上,超过了老龄化社会的未定义标准(7%)。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很快以非常高的斜率上升。

目前,中国65岁人口的比例仍低于美国和日本,但在未来十年,我们可能会超过美国和日本——老龄化率超过20%;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可能达到30%左右。

上述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抚养比将会发生一些变化。

观察总抚养比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观察每100个劳动者分别抚养的老人和孩子。

根据目前的趋势,中国的儿童抚养比率将继续下降,因为儿童人口正在减少。

值得关注的抚养比变化是,老年人的抚养比正在迅速上升。

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中国老年人的抚养比率一直在快速上升。这一比例上升的问题使得中国的养老金和退休保障体系难以承受这一负担。

就整个人口增长趋势而言,大部分数据是不可调的,即和平时期的出生、老龄化和死亡都是统计现象。现在唯一可以调整和改变当前人口结构的可能性是“出生率”,而其他数据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空。

和平时期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大多数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养老金行业将成为一个有前途的新兴行业。

我不反对这种期望,但我认为这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失去大部分焦点。

巴曙松教授主持,丁安华先生作主旨发言:中国人口增长的经济含义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新生人口与人口结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从人口金字塔来看,中国的人口结构将逐渐成为“头重脚轻”的结构,即老年人口相对较多。

根据目前的数据,2015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35至36岁。到2050年,我们中国一半的人将超过45岁。

这一现象具有深远的经济影响。首先,在就业人数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迅速下降。潜在增长率可能比预期的更加悲观,这种现象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第二,房地产问题。

中国正面临着城市人口外流(尤其是三线和四线城市)。如果房地产行业出现调整,复苏的机会可能会丧失。

第三,即使看到养老产业的前景,在目前中国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下,提供养老服务的人,如护理人员和医务人员,也会出现短缺。

在目前的趋势下,雇用保姆和护理人员的成本正在迅速上升,这可能会导致养老行业的需求迅速上升,但缺乏对老年人的护理。

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一现象的持续时间将相对较长。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老年护理行业的护理人员供应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就经济而言,潜在增长率将比我们预期的更快收缩和下降。

对于三线、四线城市,特别是一些人口外流和老龄化较快的省份和地区,房地产业前景不容乐观。

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将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人口经济分析领域,有一个称为经济活跃年龄(经济活跃年龄组)的指标,一般估计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这个年龄组的人口将来会更快地减少。

如前所述,到2050年,中国一半的人口将超过45岁。那时,中国的创新发展和技术进步可能会受到老龄化社会的制约。因此,我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引用了梁启超100多年前写的文章《年轻的中国人》。

总而言之,从人口增长的经济意义来看,这是一个相当悲观的前景。

为了改变这种悲观的前景,首先要摆脱我们明显陷入的低生育率陷阱,这需要对中国的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

另一方面,这是为了改变中国目前的就业和退休制度。

事实上,我们刚才提到的许多数据都是基于国际数据。国际数据用于计算65岁前的老龄人口,即20岁至65岁之间的人口作为工作人口。

然而,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约为55岁,尤其是中国的女工。

目前,中国的劳动人口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减少,也就是说,适龄劳动人口正在以特别快的速度减少,估计每年减少约400万人。这也将对生产要素的供应方产生一系列影响。

我今天和你分享的内容和上面的大致相同。促使我与大家分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2019年1月发布的2018年中国人口数据,尤其是新生儿数据。

这一数字明显低于最悲观的官方预测,甚至低于基于不执行“全面两个孩子”政策情况的官方人口增长预测。

这一现象将在不远的将来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储蓄、投资和增长模式、社会养老金和家庭结构产生一系列深远的长期影响。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更加注重长期目标的政府。我们经常提到“二百年”的宏伟目标。关键节点分别是2021和2049。

在众多因素中,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明显的影响因素,或者说是一个负面影响,这需要更多的分析和研究。

事实上,学术界,尤其是国外,有很多文献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但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养老金行业的机遇和变化,而不是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今天我会和你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请批评它。谢谢!问答Q1:你好,丁先生。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人口迅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制约”,也有一些相对乐观的声音认为,虽然中国人口包括人口红利的减少,但同时中国劳动力素质也有所提高。他们提出了“工程师奖金”这样的说法。基于此,他们认为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并不悲观,也不知道你对这一说法的看法。答1:毫无疑问,中国的教育水平和人均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活动不仅取决于工程师的贡献,还取决于一个具有复杂分工的生态系统。我们还需要工人、护士和护理人员。

如果只有工程师而没有护理人员,护理人员的收入将高于工程师。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种趋势,即随着年龄结构的老化,劳动人口正在迅速减少。

换句话说,工程师奖金和人口红利一样,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缩水和老化的趋势。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根据我们最近的研究,航空航天工业的工程师通常在30到40岁的最佳年龄组。

然而,根据自然规律,它们也会变老,不再属于经济和创新的最活跃阶段。

因此,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工程师,但如果我们从这一趋势来判断,工程师,尤其是年轻工程师的供应将来也会下降。

这是短期和中期的矛盾和较量。

我现在看到的是收缩趋势非常明显,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随着出生率下降和世代交替,像工程师和大学生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改变。

香港曾经存在中小学入学率不足的问题。目前,中国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学校关闭的情况。

因此,即使工程师的比例会增加,总数也会随着人口规模的变化而增加,即工程师的数量会随着人口规模的减少而减少。

根据目前的人口发展趋势,除非我们有一条新的道路,否则这是不可逆转的。

在短期内,我们仍然有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的质量正在提高,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工程师红利和人口红利都将逆转。

谢谢你

Q2:首先,从利率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下降,进入未来的低增长平台,这将与低利率相对应。

另一方面,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剩余储蓄将变得相对不足,这似乎与利率上升的趋势相对应。

你认为人口增长和人口变化对利率的影响如何?其次,汇率问题也相应产生。

如果我们以总额来看储蓄与投资的差距,是否表示现时有盈余,日后会有更多赤字?A2:是的,从总量来看是很明显的。

在当前的人口趋势下,中国的储蓄率将迅速下降,进而限制我们的投资。中国将成为消费国,中国的出口顺差将消失。

从利率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国家已经通过全球化解决了利率问题,也就是说,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储蓄率和利率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例如,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高储蓄率支撑了美国的低利率环境。

如果中国继续走开放的道路,这可能会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事实上,除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全球化”还包括另一个含义——人的流动。

在中国当前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移民流问题并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也许是一个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来呼吁的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民族国家框架下,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需要从经济和全球化的角度来解决。

在这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普遍采取出口商品的方式。

其他国家的全球化不仅包括商品的引进,还包括移民的流入。

因此,我们也需要调整移民结构来处理这个问题。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可能会减少到10亿。

总人口没有特殊意义,关键在于中国人口结构的畸形——头重脚轻。

太多的老年人将导致一些更复杂的社会问题,这可能超出我们今天讨论的经济影响的范围。

总之,我同意这个观点——人口萎缩和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将下降,投资将下降,经常账户将萎缩。

为了解决刚才提到的利率矛盾,各国的经验是采用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式。

也就是说,世界上仍然有高储蓄率的地区,这些地区通过资本流动来平衡利率上下不同方向的影响。

Q3:我会再问你一次这个问题。

我们是否需要平衡未来的压力,这意味着开放更多的资本项目?是的,很明显。

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即使在目前的框架下,资本流入的前景仍然存在。

我想说的是,从上一轮全球化来看,如果人力流动问题得不到解决,资本开放以吸引资本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可靠途径。

外资进入后总是被归类为“外国企业”。外国就业人口不是他们自己的,也没有办法移民到中国。他们不能享有充分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这些人终究会回去的。外资流动不稳定,这意味着中国仍有许多政策启示要做。

Q4:与欧美相比,即使没有人口政策,整个东亚似乎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低出生率的问题。

如果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东亚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方面可以借鉴哪些经验、教训和政策?A4: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案例。

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是日本绝对比我们更开放,去日本的路线比中国更容易。

日本也有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老年人重返就业市场。

如果我们想保持劳动人口的稳定,政策中可以立即改变的一个领域是女性就业率。

因为中国实际上有很多女性雇员,如果她被定义为工人,她将在50岁退休。

目前,妇女的预期寿命实际上高于男子。中国45-65岁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极低。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方面逐步调整,现在就应该开始调整。

最初,我国的“男60岁,女55岁,女50岁”退休制度也不是一个全球标准。

过去,香港也有类似的妇女提前退休的安排,但都被视为性别歧视而不予考虑。

因此,我们看不到任何不可改变的东西。相反,我们可以减轻适龄人口的就业参与率问题。

事实上,45-65岁年龄组也是妇女经济活动更加活跃的年龄组。

因为在45岁以下的年龄组,妇女可能仍然有许多家庭责任(如分娩等)。)。

因此,4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仍有很大提高空。

同时,鼓励妇女通过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调整等经济手段参与劳动,以缓解人口红利的逆转,这是一项可以首先考虑的政策变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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